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李娇娇

年度长篇小说

张炜《去老万玉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

致敬辞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炜始终不渝深耕文学沃土，以沉雄笔力构建精神原乡，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常青树。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以个体成长映照时代变局，叩问乱世中人性的抉择与坚守，于乡土叙事中打捞时代印记。他的创作始终扎根大地、贴近人心，在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中，是一缕照亮乡土、守护心灵的文学之光。

感言

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

这次来到广州，我的行走路线就像是《去老万玉家》主人公舒菀屏的行走路线。《去老万玉家》一书，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最好的作品。它写的是美少年舒菀屏在广州和烟台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是埋在我心里最久的文学种子。

我一直想象这座温暖的城什么样子。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每次我都感到生机勃发。所以有那么多人南下寻找绿色，寻找温暖，寻找生长，寻找生机。

书中大量篇幅写到了寒冷的“不可抵御”。这让我想到了最近不能回避的话题——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困境。

我固执地认为，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也是最需要语言艺术的时代。一个族群未来的创造力，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水准与语言品质。这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也源于我们的文学信心。

访谈

酝酿数十年才写《去老万玉家》

羊城晚报：您为何将《去老万玉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世纪末胶东半岛？创作这部小说酝酿了多久？

张炜：酝酿了几十年。《去老万玉家》很难写，越是大虚构，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就越多，否则你的想象就不能飞扬，笔就不能放肆。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关节，都经过了反复考证，比如当年的那片海岸、气象、战事及故事现场，都需要一遍遍核实和体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中国与西方、与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节点。在这个节点上，胶东半岛和南方沿海比如广州，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它们构成的南北呼应，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及文化性转折的前奏和巨大推力。

《去老万玉家》的主人公舒菀屏，在广州同文馆接受了几年教育，在面临考试的阶段，被英雄人物所感召，经历了一场拼命的逃亡。这个故事蛮惊险的。

羊城晚报：您小说创作据说迄今为止已达2300多万字，《去老万玉家》是否可以视为您又一部超越之作？

张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去老万玉家》可能是我个人最好的一部作品。衡量作品的好赖不需要其他人去讲，书写者自己完全知道。你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特别是在整个写作过程当中，这部作品多么强大地慰劳了你，犒赏了你。

写作最大的享受在于过程，不停地抵达，不停地给自己惊喜，给你动力再走一程。这一程一程，主人公就从广州到沙堡岛，再回到了广州。

写作要“现场烹饪”，离开书桌就不想文学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会用笔“爬格子”写作吗？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张炜：我还是用笔写作，但我写得不多，一年用来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最激烈的写作也不会超过三个月，写长篇才会连续写三个月。但是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多，顶多每天写三个小时，超过三个小时脑子就钝了。

羊城晚报：不写作时，您会将写作思路放在心里吗？

张炜：离开了书桌就不想文学，因为一想就会压迫潜意识。不要老去想它，心里边就会变得开阔，就不容易钻进死胡同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要依赖瞬间的爆发力。如果你反复想好了再回来写，等于内心里做好了“预制件”，在书桌上拼接起来还是“预制菜”。

写作要“现场烹饪”，越是即兴的创作越鲜活、新奇感越强，越能体现你此刻的激动、爆发，这时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感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说的“颉颃力”，“颉”和“颃”是古人形容鸟上下飞的两股劲。写作者既要顽强地保留不可重复性、不可兼容性，又要用公共约定去表达，要不停地抵抗着往前走，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

文学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

羊城晚报：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您认为文学“边缘化”了吗？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炜：我从事文学写作50余年了，就自己的经历和所见而言，“文学”的产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大，受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它不仅没有边缘化，而且已经广泛化、潮流化、日常化。

文学既是生命现象，是心灵产物，但又具有极高的难度。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文学创作和享受的需求、能力，但其中最杰出的部分总是少之又少。它们需要时间的检验和筛选。正因为现在各种方式的文学呈现太多，阅读方式也太多，比如说仅仅是文学的纸质出版物，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千万倍。

正因为今天文学的“流径”太大，所以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对其注意力和集中阅读量一定会被分散掉，这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现象不仅不能视为“文学的边缘化”，而且恰好相反，是数字信息时代文学的“普泛化”和“巨量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更多恪守力、定力、顽强和高难度。

羊城晚报：近年来，以东莞为代表的“素人写作”蓬勃兴起，外卖员、清洁工、摆摊小贩等普通从业者用文字记录生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

张炜：人人都有文学表达的诉求，这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业余的，这才是正常的。专业写作是商品化的产物，基本上是工业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文学写作的业余性质，在杰出的作家那里一直是深刻持守的，是他们植于心底的一个工作原则。

我要说明的是，时间就是大众，时间就是人民。越是高雅，越是大众。不能接受时间检验的作品，就不是大众的、人民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应如何为大众写作？

张炜：为大众写作，要极力地将个人不可取代的部分与公共规则相兼容，想办法将其放到世俗中，这是一个作家存在的路径。

反过来，如果作家用晦涩的语言传递自身的生命内核，所谓的“不可取代”最后会走向崩溃。尽管他对于雅文学、纯文学的提升和淬炼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是没有未来，因为从根本上脱离了世俗生活和大众。

张炜：每次写作都要寻找新的语调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12月07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梁善茵、李娇娇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李娇娇

年度长篇小说

张炜《去老万玉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

致敬辞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炜始终不渝深耕文学沃土，以沉雄笔力构建精神原乡，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常青树。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以个体成长映照时代变局，叩问乱世中人性的抉择与坚守，于乡土叙事中打捞时代印记。他的创作始终扎根大地、贴近人心，在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中，是一缕照亮乡土、守护心灵的文学之光。

感言

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

这次来到广州，我的行走路线就像是《去老万玉家》主人公舒菀屏的行走路线。《去老万玉家》一书，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最好的作品。它写的是美少年舒菀屏在广州和烟台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是埋在我心里最久的文学种子。

我一直想象这座温暖的城什么样子。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每次我都感到生机勃发。所以有那么多人南下寻找绿色，寻找温暖，寻找生长，寻找生机。

书中大量篇幅写到了寒冷的“不可抵御”。这让我想到了最近不能回避的话题——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困境。

我固执地认为，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也是最需要语言艺术的时代。一个族群未来的创造力，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水准与语言品质。这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也源于我们的文学信心。

访谈

酝酿数十年才写《去老万玉家》

羊城晚报：您为何将《去老万玉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世纪末胶东半岛？创作这部小说酝酿了多久？

张炜：酝酿了几十年。《去老万玉家》很难写，越是大虚构，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就越多，否则你的想象就不能飞扬，笔就不能放肆。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关节，都经过了反复考证，比如当年的那片海岸、气象、战事及故事现场，都需要一遍遍核实和体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中国与西方、与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节点。在这个节点上，胶东半岛和南方沿海比如广州，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它们构成的南北呼应，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及文化性转折的前奏和巨大推力。

《去老万玉家》的主人公舒菀屏，在广州同文馆接受了几年教育，在面临考试的阶段，被英雄人物所感召，经历了一场拼命的逃亡。这个故事蛮惊险的。

羊城晚报：您小说创作据说迄今为止已达2300多万字，《去老万玉家》是否可以视为您又一部超越之作？

张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去老万玉家》可能是我个人最好的一部作品。衡量作品的好赖不需要其他人去讲，书写者自己完全知道。你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特别是在整个写作过程当中，这部作品多么强大地慰劳了你，犒赏了你。

写作最大的享受在于过程，不停地抵达，不停地给自己惊喜，给你动力再走一程。这一程一程，主人公就从广州到沙堡岛，再回到了广州。

写作要“现场烹饪”，离开书桌就不想文学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会用笔“爬格子”写作吗？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张炜：我还是用笔写作，但我写得不多，一年用来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最激烈的写作也不会超过三个月，写长篇才会连续写三个月。但是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多，顶多每天写三个小时，超过三个小时脑子就钝了。

羊城晚报：不写作时，您会将写作思路放在心里吗？

张炜：离开了书桌就不想文学，因为一想就会压迫潜意识。不要老去想它，心里边就会变得开阔，就不容易钻进死胡同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要依赖瞬间的爆发力。如果你反复想好了再回来写，等于内心里做好了“预制件”，在书桌上拼接起来还是“预制菜”。

写作要“现场烹饪”，越是即兴的创作越鲜活、新奇感越强，越能体现你此刻的激动、爆发，这时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感人的。这个过程就是我说的“颉颃力”，“颉”和“颃”是古人形容鸟上下飞的两股劲。写作者既要顽强地保留不可重复性、不可兼容性，又要用公共约定去表达，要不停地抵抗着往前走，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

文学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

羊城晚报：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您认为文学“边缘化”了吗？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炜：我从事文学写作50余年了，就自己的经历和所见而言，“文学”的产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大，受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它不仅没有边缘化，而且已经广泛化、潮流化、日常化。

文学既是生命现象，是心灵产物，但又具有极高的难度。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文学创作和享受的需求、能力，但其中最杰出的部分总是少之又少。它们需要时间的检验和筛选。正因为现在各种方式的文学呈现太多，阅读方式也太多，比如说仅仅是文学的纸质出版物，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千万倍。

正因为今天文学的“流径”太大，所以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对其注意力和集中阅读量一定会被分散掉，这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现象不仅不能视为“文学的边缘化”，而且恰好相反，是数字信息时代文学的“普泛化”和“巨量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更多恪守力、定力、顽强和高难度。

羊城晚报：近年来，以东莞为代表的“素人写作”蓬勃兴起，外卖员、清洁工、摆摊小贩等普通从业者用文字记录生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

张炜：人人都有文学表达的诉求，这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业余的，这才是正常的。专业写作是商品化的产物，基本上是工业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文学写作的业余性质，在杰出的作家那里一直是深刻持守的，是他们植于心底的一个工作原则。

我要说明的是，时间就是大众，时间就是人民。越是高雅，越是大众。不能接受时间检验的作品，就不是大众的、人民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应如何为大众写作？

张炜：为大众写作，要极力地将个人不可取代的部分与公共规则相兼容，想办法将其放到世俗中，这是一个作家存在的路径。

反过来，如果作家用晦涩的语言传递自身的生命内核，所谓的“不可取代”最后会走向崩溃。尽管他对于雅文学、纯文学的提升和淬炼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是没有未来，因为从根本上脱离了世俗生活和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