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囚鸟于飞（下）

2026年1月10日，普鲁斯特慢读会第二十三期以“囚鸟于飞”为主题，回到上图东馆，田嘉伟老师带读者继续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的最后一部分。

田嘉伟

作家、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比较文学系讲师，明园晨晖学者。

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巴黎第十大学法国及法语世界语言与文学系，文学博士。著有随笔虚构集《今晚出门散心去》、法语学术书《法国当代作家笔下中国文人的生命与功课》，译有皮埃尔·米雄和安妮·埃尔诺等法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跨学科特征研究”。

以下是第二十三期读书会活动回顾下篇。

04 促膝谈心

阿尔贝蒂娜最终是出走了，但是她出走之前，第五卷《女囚》结尾处，叙述者与阿尔贝蒂娜关于文学的交谈，这次交谈呼应《驳圣伯夫》李《和妈妈的谈话》，仿佛暗示作者已预感到某种终结的迫近——无论是对于生命还是对于关系，都需在消散前完成这一夙愿。文中绵延的夹叙夹议、明指暗喻，层层交织成一道转折的标记：马塞尔这一人物正站在蜕变的临界点上。他终将背负起文学的使命，从沉溺于情节的体验者，蜕变为驾驭叙述的创造者。

“而文学作品，比如说巴尔贝·德·奥韦伊吧，他的作品中那种隐藏在深处的现实性，从种种具体的细节中透露出来，着魔的女人、埃梅·德·斯邦和克洛特的脸红，《深红的窗帘》中的那只手，那些古老的传统、习俗，那些古朴的词语，那些作为过去的象征的古老而奇特的职业......”

我们上次为了讲凡特伊的音乐和他文学之间的关联，其实已经提到了巴尔贝·德·奥维伊这个19世纪末的法国作家和英国维多利亚作家托马斯·哈代，但是我们当时没有作为重点来谈这场对话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我们有一次在讲“外婆的死亡”的时候提到过托尔斯泰，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一句托尔斯泰，阿尔贝蒂娜还怕叙述者岔开话题说，“我们还是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谈”。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如同伦勃朗画中的女性一样独特），神秘的脸上令人愉悦的美，转瞬间会--仿佛那种美她是装出来似的--变成一种令人惊骇的傲慢无礼（尽管她骨子里还是个善良的人），无论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给阿格拉娅写表达爱意的信、向她承认自己恨她，还是在一次与此极为相似的造访的场景--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辱骂加尼亚父母的场景也很相似--中格鲁申卡（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原以为她性情乖戾，结果却发现她来造访时非常客气）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样，对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横加辱骂（尽管格鲁申卡骨子里还是善良的），不都是这样的吗？格鲁申卡，纳斯塔西娅，她们的形象不仅有如卡尔帕乔笔下的交际花，而且有如伦勃朗笔下的拔示巴一样独特，一样神秘。请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张光彩照人却又说变就变的脸，这样一种刹那间让她们变得叫人认不出的傲慢无礼（“您不是这样的，”梅什金在加尼亚父母家对纳斯塔西娅这么说，而在卡特琳娜·伊瓦诺夫娜家，阿廖沙也可以对格鲁申卡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与之相反的是，当他追求“画面感”的时候，那些场景往往是愚蠢的，至多就是蒙卡奇想要表现某时某刻的一个死囚，或者某时某刻的圣母的那样一种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新颖的美，正如维米尔在他的画中创造了犹如我们心灵一般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衣料和场所的某种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物，而且出现了前人不曾这样写过的住宅，《罪与罚》中的凶屋和它的看门人，难道不是写得跟罗果静杀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时的那座又长又高又空旷的阴暗的老宅，那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经典的凶屋，同样的精彩吗？一座住宅的这种令人心悸的新颖的美，这种跟女性脸庞混合在一起的新颖的美，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给这个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这段篇幅很长，有点近似于作者安插在小说里的一种带有文学宣言性质的东西。普鲁斯特很在乎托斯妥耶夫斯基塑造人物的能力，特别是塑造一些女性形象的能力，有时候还把这种能力和伦勃朗的一些绘画进行对比，或者埃尔斯蒂尔的一些印象派绘画进行对比。倒不见得说他是完全认可赞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观念，但是他可能想借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像他有时候借助罗斯金来表达他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多多少少和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观是有点相违背的。

当我在车厢里重新读到下面这封弥漫着月光的信时，我心头已经不胜欣喜地看到了赛维涅夫人的《书信集》中一种稍后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趣（难道她不是如同他描绘人物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描绘了眼前的景色吗？）的东西。

《女囚》中提到一次塞维涅夫人的儿子，一般来说塞维涅夫人的书信是写给远方的女儿的，这里有点叙述者的母亲给儿子读书的投射。然后令叙述者感到很欣慰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不那么爱读书的阿尔贝蒂娜总还是记得叙述者曾经跟她提过意趣的一个说法。所以他为她还记得这件事情而感到开心，他们的讨论就这样延展了下去。

意趣举例

叙述者向阿尔贝蒂娜解释意趣这一说法的原因：

“塞维涅夫人有时会像埃尔斯蒂尔，或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是按照逻辑顺序进行陈述，也就是说不是先说原因，而是一上来就先交待结果，而那结果往往又是一种让我们感到震撼的错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表现人物的。这些人物的行为，给我们一种很假的感觉，跟埃尔斯蒂尔绘画的效果很相像，在他的画里，大海仿佛悬挂在了天空上。当我们得知一个阴险的家伙原来是个非常好的男人，或者一个好人其实很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

这段话在他的手稿里面本来是这个地方的，但是最后被挪到了第二卷的开头：

“我无法抵御月光的诱惑，穿戴整齐，出门来到屋外的林荫道。其实我没必要穿那么多，街上气温宜人，一如卧室里那么舒适。但眼前却是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修道士们身穿白袍黑衫，几个修女或灰或白，东一件衬衣西一件短衫，还有那些直挺挺的隐没在树木间的身影等等。”

“我不是小说家”？

然后阿尔贝蒂娜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为了写《罪与罚》犯过罪。我们知道《罪与罚》里面有一个大学生犯了杀人的罪过，然后叙述者回答说“不是必然需要的”。他借这段对话作为反巴尔贝克美学宣言（其实书里也有很巴尔扎克的地方），引申到自己《驳圣伯夫》里的美学：作家可能通过其作品向读者留下与真实本性相悖的骗人形象。他对阿尔贝蒂娜说：

“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不大了解他的生平，但他肯定像所有的人一样，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罪孽，有的可能还是法律所不容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多多少少是个罪人，然而他又不完全是罪人，原因是有可以减轻罪责的案情。甚至也许不必判他有罪。我不是小说家，可能小说的作者在创作中会受到某些生活方式的诱惑，想要表现它们，但自己未必去身体力行......不过我也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凶杀的专注包含着一种很不寻常的意味，我因此感到和他之间有一种隔膜。”

虽然作者并没有犯下杀人的罪过，但是要写一个杀人犯的心理过程，作者多少可能也有部分共感那种罪过的能力，但是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在这点上，普鲁斯特或叙述者马塞尔觉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一种隔膜的，尽管他举他为例来反驳一些法国作家前辈的观点。至于到底是不是有隔膜，隔了多深，有几层，他没有继续说。而且他在这里面说“我不是小说家”，但我们知道这本书就是在讲一个叫小马塞尔的叙述者渴望成为一个小说家、最后写出了一本书叫《追忆似水年华》。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奇怪之处，他说“我不是”到底是说他真的觉得自己不是，还是说他现在还不是？因为在1908年他动笔要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还在他的笔记本上自我疑问，“我是小说家吗？我写的是散文随笔还是哲学著作”等等。尽管我一直强调说，大家也不一定要局限性地把《追忆似水年华》当成一部严格意义上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来阅读。

阿尔贝蒂娜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她说：

“亲爱的，您真不该这么懒啦。瞧您谈文学谈得多有趣，学校老师哪有您说得这么好啊；您还记得吧，布置给我们的那篇写《以斯帖》的作业：‘先生’--”说到这儿她笑了起来，那不全是嘲笑老师和她自己，更多的是为在回忆中找到的欢乐而笑，那是我俩共同的回忆，是一段已有些遥远的记忆。”

《以斯帖》是拉辛的一个话剧，之前我们也提过《以斯帖》挂毯在小说里的作用，阿尔贝蒂娜觉得虽然叙述者迟迟没有动笔写小说，但至少能够把文学谈得很好。

接着叙事者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发现有些深不可测的井，而那些井都打在人类灵魂的几个孤立的点上。”

“这些人物形象真实、饱满，同时又深刻、独特，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这些丑角般的人物，几乎就像古代戏剧中某些类型的角色（今天的舞台上已经没有这些类型的角色了），他们把人类灵魂的某些侧面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有些人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评论他的作品时，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真让我受不了。您有没有注意到自尊和骄傲在这些人物身上所起的作用？您不觉得吗，对他来说，爱与狂乱的恨，善良与背叛，羞怯腼腆与傲慢无礼，无非是同一个性格的两种状态而已，阿格拉娅，纳斯塔西娅，被米佳揪住胡子的中校，跟阿廖沙亦敌亦友的克拉索特金，他们本性中的那个“自我”都被自尊和骄傲所遮蔽了。可是毕竟还有许多闪光的地方。我对他的作品了解很少。”

如果他真的了解很少，他也不会大谈特谈这么多了，所以可能是一点自谦的说法。而且接着他又继续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比如说主角阿廖沙等等。所以这里就涉及到这两个作家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性的问题。

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去年听了法国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一个很有趣的广播节目，是克里斯蒂娃来谈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她对这两个作家有深有研究，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搜到，一起参与的还有他的学生贡巴尼翁教授和俄罗斯文学专家尼古拉·奥德（Nicolas Aude）。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节目简介说：“一切似乎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背道而驰。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冲动与破坏性；普鲁斯特则喜欢细微的事物如玛德莱娜小点心，让我们能回到过去，接触亲密的内部。克里斯蒂娃研究过这两部作品。她的分析是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那么这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理论家，她是怎么看的呢？当然我们首先可能要对一些不太了解她的读者稍微做个介绍。她是一个从保加利亚到法国去做研究的学者，早年在东欧接触到文学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她前两年连续出了两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下方这本2020年的是“我的生命之书”系列里的。

在读者的生命中，某些作家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开卷有益的读物，日常的伴侣，我们回味的源泉。“我生命中的作家”文集邀请当今著名作家分享他们对经典作品的钦佩之情，这些经典作品对他们的阅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白痴》，严厉地警告我不要读它：‘破坏性的、魔鬼般的、黏糊糊的，太多了，你根本不会喜欢，忘了它吧！’他的梦想是看到我离开 ‘地狱的肠子’，他称我们的祖国保加利亚为‘地狱的肠子’。为了实现这个令人绝望的计划，我除了培养自己与生俱来的对清晰和自由的喜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不用说，是用法语，因为他把拉封丹和伏尔泰的语言介绍给了我。显然，像往常一样，我违背了父亲的指示，一头扎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我被迷住了，不知所措，无法自拔”。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然后第二年她又写了一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然我们知道她有一个算是老师辈的理论家叫金，也是常年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写过关于多声部复调理论的研究者。

除了是一个文学的研究者之外，克里斯蒂娃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她在法国很多有名的精神分析刊物上都发表过论普鲁斯特和精神分析的文章、访谈。一些关于书里抑制和倒错等相关的一些研究，当然她还有一层身份，其实她和她的丈夫索莱尔斯都是有天主教信仰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面讨论宗教的问题，特别是这几年，这个trans-substantiation（圣餐变体，隐喻写作行为）是她论述普鲁斯特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概念。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语言是人类的发明，它让我们既能表达痛苦，也能表达快乐”。“语言产生过剩活力的这种能力正是写作的目的所在。作家是如何仅仅通过语言来传达情感的呢？普鲁斯特通过trans-substantiation（超凡脱俗/神圣变体/圣餐变体）来产生这种额外的活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对痛苦、恶和谴责有更多谴责”。

这是她觉得普鲁斯特怎么通过语言、通过写作去抵达的一个效果，或者说一个境界。但是她的学生贡巴尼翁不太同意。

伟大作品不纯粹、未完成、怪物性

在安托万·贡巴尼翁看来，"普鲁斯特的作品是庞然巨怪"。尤其是"它未完成：足足有三分之一是身后遗稿"。这是部布满毛边、悬垂线头的作品，许多线索未得收束，本可衍生新枝蔓：它是部不纯粹的作品。然而，"所有伟大作品都不纯粹，所有伟大作品都带着某种怪物性：它们不完美，不像鸡蛋般封闭完满。我们总能找到与前人不同的重读理由。这确实与其不完美的特质相关。

总的来说，这期广播节目后来这对师生俩小小争吵了起来。一个点是宗教的原因，因为克里斯蒂娃一直在谈作品里的宗教元素。尽管普鲁斯特本人不是一个有明确宗教信仰者，虽然他父亲是天主教传统，他母亲来自犹太人家庭。这个分歧更多的是来自于贡巴尼翁，最近这些年，他逐渐不太相信一些精神分析的解释。比如说他不觉得这个玛德莱娜小点心就一定是关于起源的、关于诞生的。他觉得更多的要从一些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这些问题。特别是因为他编撰了第四卷《索多姆与娥摩拉》之后，他可能对于里面那些人更多偏向人间罪恶的表达，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痛苦(souffrance)与宽恕(pardon)的书写

痛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核心。尼古拉·奥德（Nicolas Aude）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癫痫人物永远与时间的流逝脱节，并试图回忆。因为癫痫发作是主体及其记忆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反记忆（l’anti-mémoire）的作家”。他是“一个不断试图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在自己周围重塑一个世界和时间流的作家”。

克里斯蒂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发现的就是这种享乐（jouissance)”。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口头性(oralité)刺激着他的写作”，相对普鲁斯特，陀氏“粗糙”的语言，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黑太阳》（第七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souffrance)与宽恕(pardon)的书写）里所提到的。

05 时间女神

话说回来，一开始叙述者觉得阿尔贝蒂娜是一个音乐天使，但是他结尾的时候，他好像把她上升到了“时间女神”的一个维度。他说：“爱情，就是在心中变得可以感知的空间和时间。”

隔了几行，叙述者说：

“大自然在造人时考虑了男女不同之身，却没想到要让不同的心灵之间有可能沟通，大自然的这一疏忽，使我们处于如今的境地，也使我痛苦不堪！我意识到，阿尔贝蒂娜即使对我来说，也并非（因为虽然她的躯体受我的躯体所左右，她的思想却不是我的思想所能控制的）我当初设想的那个神奇女俘，我曾以为她能够既充实我的住所，又不露丝毫行藏，即便有朋友来看我，也不会想到走廊尽头的隔壁房间里，竟然有这么个谁也不知道的、藏身于瓶子里的中国公主；她急迫地、不留情地、无休无止地要我去寻找过去的踪迹，在我眼里，她俨然就是时间女神。倘若我得为她付出几年时光以及我的财产--唉，但愿我能对自己说，事情未必如此，这些财产未受损失--我也无怨无悔。”

他最终意识到喜欢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俨然是时间女神。并且即使令他损失了时间和财产，也无怨无悔。

很多人都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如果阿尔贝蒂娜代表一种时间的话，它肯定不是我们理解的理性时间，而是一种更着重于文学体验的“感性时间”。这同样是克里斯蒂娃的一本书，《感性时间：论普鲁斯特与文学体验》（Le temps sensible, Proust et l’expérience littéraire）。她在这本书里面感叹时间的同质化和统一化是导致我们今天很多精神问题的来源之一。而我们今天的时间是更刻度机械的催赶人的这种时间，当然temps这个词在法语里面既有时间的意思，也有天气的意思，还有时代的意思，所以她也处理了一些普鲁斯特所具体所处的历史时段的一些问题。她问我们：

“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时间（时代）？计划的时代还是梦想的时代？烦恼的时代还是愉悦的时代？是地铁时间还是罢工时间？读报时间还是宗教时间？我们的时代，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化，人们却从未经历过如此错位、异质和不可调和的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普鲁斯特在小说“混成的时间”里寻找“失去的时间”，回应最当下的问题。普鲁斯特的时间与历史交错：社会变革、德雷福斯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反犹主义、民族认同。普鲁斯特既是犹太人，又是天主教徒，既不是其中之一，也不是另一个，他以道德家的身份写下了一幅最复杂的画卷，描绘了一个从拉布吕耶尔、塞维涅和圣西门中走出来的世界，并已开始向“瞬息万变”的社会倾斜。但他是一位不循惯例的道德家，他用无情的讽刺之光照亮了我们最隐蔽的恶习和最幼稚的爱情。由感知和幻想编织而成的普鲁斯特式时间变得感性（可感）起来。”

那么这个“感性时间”，如果基于她多年前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报告里面的说法，她说感性时间不是抽象的时间，可以简约为年月日，也不仅仅是指出生和死亡。所谓“感性时间”，是指普鲁斯特笔下那种充盈着各种感觉的时间。当然许多文学文本都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时间，但普鲁斯特的文本尤其如此。我们在读普鲁斯特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里会充满了嗅觉和触觉，所闻与所见。我们的所有感觉都被唤醒。我在分析玛德莱娜点心这段文本时，也试图把这种感觉的多义世界剖析出来。”

06 圣餐变体

文学体验的味道和治疗

叙述者为读者的丰富想象力提供了鲜美的人物诱饵：斯万和奥黛特、布洛赫、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维尔杜兰夫人、阿尔贝蒂娜、夏吕斯，这本书帮助读者重新发现了这些人物，他们与风景、教堂、石板路和山楂树融为一体。

然而，在长句的褶皱中，在草稿和书信的堆积中，在激情的残酷和荒诞中，爱情的无关紧要和生命的虚无突然显现出来。人物们互相“污染”和模糊，被一种秘密的深度所吸引。就像蘸了茶水的点心，他们失去了轮廓，被风格所吸收。这些英雄，这些幻象，这些普鲁斯特说是他享受美感的唯一器官的想象力的结晶，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味道，有且只有一种，呛鼻而令人振奋：文学体验的味道。小说是一种治疗（thérapie)，是一种神圣变体/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欲望转移，获得自由的空间，飞升为艺术表达)。哎，一切总以痊愈告终——有时，还伴随着书写的欲望。

拍摄者：田嘉伟

这是我前几年回国之前去雷岛（L’île de Ré)，岛上路过克里斯蒂娃家的时候拍的几张照片，以及2015年她参加法兰西公学院纪念亦师亦友的罗兰巴特百年诞辰的照片。

《女囚》我们已经花了四讲时间，后面第六卷可能会有两讲，第七卷还有五讲。我们今年就会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

如果说《女囚》这四讲有一个什么线索，第一讲“喧嚣的市声”，有时候也像那种街道上的交响乐一样的；到了第二讲，我们分析了维米尔“一小块黄墙”的绘画；然后第三讲又讲到了凡特伊“重听的音乐”，一直到今天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以及出走前这一个长段的集中在托斯托耶夫斯基上的文学对谈。

对细节的加倍关注

第五卷《女囚》在整个七卷著作大厦里面还是占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它好像既吸收了第一卷里面一些展开的线头，同时也会过渡到第六和第七卷他真的要开始动笔写作、做好了很多铺垫性的工作。有很多读者都比较偏爱第五卷，比如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他以自己巴黎恋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里提到过《女囚》，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情迷六月花》时《女囚》这本书也出镜过。

情迷六月花 Henry & June(1990)

还包括我提到一个当红的法国演员尼古拉·莫瑞(Nicolas Maury)。我也是最近听这个法国文化电台Franceculture的时候，有一个节目要去你家打开你的书架。可能每一个受访者除了介绍自己的书架之外，还有拣选四五本对自己的成长生命经验很重要的书。这个演员就是说《女囚》在他年轻时候是对他人生改变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品，一个点就在于他觉得《女囚》接续《斯万的爱情》，继续在谈嫉妒之罪。他说：

“《女囚》谈论嫉妒之罪，而在我看来这并非罪过。这是一种曾深深侵扰我的情感。当你阅读普鲁斯特时，他会为那些认为嫉妒必然与某种病态相关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我认为嫉妒更像是对细节的加倍关注，也是我们个人不幸的见证。”

有些人为什么嫉妒感会更强烈？也许他记忆力好，或者他总是会对一些细节，比如说如果阿尔贝蒂娜被定到撒谎了，她有什么蛛丝马迹，脸部上出现了什么微微表情，或者阿尔贝蒂娜突然又跟某人在一起了。因为第六卷开头，他会请一个叫埃梅的像私家侦探一样的人，在阿尔贝蒂娜已经去世以后，还去帮他调查她生前可能和哪些女孩子去洗过海水浴等，是一个总是不肯放过自己的这样一个叙述者。他深受这样“罪过或者痛苦的折磨”。但是可能他真的要度过这样的关卡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怎么去展开它的一种写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跟往常一样，我想了几个小的问题。当然大家也不用只是思考这几个小问题，只要是和这100页有关的，或者跟这一卷或者整本书有关的都可以。大家愿意分享段落也好，表达思考也好，都可以。只是说如果每一讲都有一些小的问题切入点的话，可能更有阅读共鸣或体验。以下是阅读思考：

●您觉得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最执着的爱恋到最后可能也有了无痕迹的风险，最炽烈的嫉妒也会自行枯竭，人终将回到自身?

【下期活动】

普鲁斯特City walk慢读会第24期“等待遗忘”，将于2026年3月14日（周六）下午13:30 在上图东馆7楼研讨室7-03举行，一起开启第六卷《女性逃亡者》的慢读，读者可先行继续阅读第六卷如下内容：